正义网：访谈即将开始。本次访谈由《检察日报》、正义网记者于潇主持。本次访谈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海明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传播理论与传播法教研室主任姚泽金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欢迎各位嘉宾。

正义网：4月20日8时2分，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截至24日12时，地震已造成2310486人受灾，四川全省已有193人遇难，25人失踪，12211人受伤。伴随着抗震救灾工作的开展，有种现象非常突出，叫做“堵”，不仅救援队伍、救援物资堵，就连救援现场也是非常的堵：有评论称：“多写一篇报道，多拍一张图片，可能对救灾并无助益，只是满足自身在灾难报道中的存在感。不能为了这种虚荣和功利的存在感，去给灾区增加拥堵。”如何理解这一拥堵的局面？

刘海明：对于新闻媒体而言，抢先进入现场，这样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对于媒体而言，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在地震时期，向社会发布及时的灾情信息，呼吁社会关注灾区的救援，这样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

刘海明：但是，这种“抢”不能超过“度”的限制。事实上，地震发生后，举国关注，各地都有响应，地方媒体不要只盯住远方的救援工作，挖掘好本地相关新闻，何尝不行?遗憾的是，一些媒体认定只有灾区才是现场，表明我们的某些媒体，在新闻价值的判断方面，还不够成熟。

喻国明：记者前赴后继的扑入灾区，用文字和图片向社会传达声音，这些都是正常的，毕竟对每个媒体而言，都需要有自己的信息源。但是如果说，这种竞相争抢报道的行为，导致了救援现场的拥堵，我认为这个事情，关键还是出在现场的协调上，对于救援活动而言，协调工作也是救援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救援现场是否有秩序，救援路上是否拥堵，这些都是考验救灾能力的一个指标。

喻国明：但是，还有一种现象，若是为了单纯的新闻报道而导致救援活动受阻，比如说网上说的，有些媒体为了拍到一个“凄凉”的画面，而让救援队伍停止救援，这样显然是违背新闻理论的。

唐钧：社会力量以及新闻媒体的进入，从本质上来说，是人性道德善良一面的反映，在大的灾难的面前，调动一切力量支援救灾工作的开展，是应该的。但是，面对地震这种大的灾难，统一的协调配合又是必须的。媒体报道中的新闻媒体人员的过高密度、过多拥挤，恰是暴露了救灾现场协调工作的欠缺。

唐钧：对于救援工作而言，协调工作是救援工作的一部分，除了要加强现场的协调工作之外，提升社会力量的救灾意识也是不可缺少的。什么时候介入救援，该如何报道救援，如何不妨碍救援工作的开展，这些都是需要提升的地方。

唐钧：此外，地震的前期往往是需要专业力量介入，而在救灾工作的后期，则是需要动员社会力量。但是结果往往是，前期关注多，社会力量蜂拥而入，造成救援拥堵；后期社会关注度低，支援灾区建设的力量往往势单力薄，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

姚泽金：抗震救灾中出现“堵”的现象，既是地震造成的交通资源奇缺的后果所致，也是媒体过度关注和解读的拟态环境塑造的结果。

姚泽金：新闻媒体参与灾难报道是其本职所在，也是其社会责任的体现，但是如果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一哄而上，面对震灾展开新闻争夺战，则既有违灾难报道的基本准则也不符合面对灾难时候的价值选择。

姚泽金：世界各国，在重大灾难面前，对于媒体的新闻报道都选择适度控制，其基本原则就是新闻报道必须遵循三大原则，一是保证充分的救灾信息公开，二是安全和救灾秩序价值重于新闻价值，三是在生命安全和救灾秩序与新闻自由竞争的价值发生冲突矛盾时优先考量前者而适度限制后者。

姚泽金：因此，如果出现因为媒体争抢新闻导致交通、物资被“堵”，当然可以施行适当的新闻管制，以确保救灾秩序和效率。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新闻争抢战应该是常态，但是危机情况下，对于新闻争抢的限制应为正当。

正义网：与大规模报道行动的声势浩大相比，报道内容上的主角错位也成为日益关注的问题：比如说一些个性报道、巨额捐款，明星祝福……如何看待这种媒体宣传报道？

喻国明：这两天雅安地震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报道，过多地集中在救援动态、特别是领导的动态以及一个个感人的英雄事迹上，而灾民的状况和灾区需求却往往被一笔带过，沦为配角。

喻国明：这种异化的灾难报道，把本应站在幕后的自己推到聚光灯下成为主角，这是一种报道价值的倒错。大难当前，灾害一线的事情如何，处在痛苦中的人们有什么需求，亟待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些才是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中最需要报道的信息。

喻国明：谁是灾难报道的主角？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文明和社会道德的严峻拷问。我们是否应该退隐到灾难报道幕后？让灾民和灾情以及与此相关的议题成为报道的主角吧。

姚泽金：这种错误报道，涉及到地震灾难报道的专业性和职业化问题。其实，地震报道属于十分专业的新闻报道领域，报道的对象选择、内容选取、角度切入、议题设置都必须表现出较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准。

姚泽金：灾难报道需要及时真实客观再现地震灾难之害和抗震救灾之势，报道对象、焦点和主角一定是地震和抗震本身，而不是其他外围事实和花絮杂闻，否则就违背了新闻必须客观真实再现事实真相的职业要求，导致媒体观的错位；上述报道中的错位现象，其实都反映了灾难新闻报道中的专业性和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

姚泽金：主观上把采访对象当成了客体物，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是对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的漠视。为了追求新闻价值，完全忽视对被采访者的人文关怀。这种采访报道方式极不合理，也超越了伦理限度，甚至有可能造成对被采访者合法权利的侵害。

姚泽金：有些媒体不把目光放在灾难本身，而是灾难之外，把灾难当成平台或媒介，在上面展现救灾百态；把灾难当成商品，以此赚取不义之利；把灾难当成手段，炒作新闻热点。放弃悲悯、同情和人道而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来展示灾难性景观、传达灾难的观赏性效果。这是非常危险的。

正义网：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媒体的“扎堆”报道同样也备受诟病。有人说，扎堆报道的后果很严重：同样是灾区，有些灾区成为了媒体的“香饽饽”，一举一动都见诸于媒体，而另外一些灾区则受到冷落，甚至是遗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海明：媒体采访喜欢扎堆， 一家媒体的记者到了哪里，其他的记者便蜂拥而至。一些未被媒体采访的盲区，由于外界不了解情况，加之当地受灾的地方不熟悉媒体，最终变成“被遗忘的角落”。对于这一点，或许灾区的人更深有体会，我举个例子。

刘海明：地震发生以后，到达新华乡的救援队只有一个20多人的小分队，地震后本来有一支300余人的武警警官学院救灾队伍来过，但很快就被派往宝兴县。当地党委书记张泽刚感慨到，我们是被遗忘的角落。

刘海明：同样是灾区，因为不在震中芦山县，新华乡的关注度被削弱了很多。我们有些媒体喜欢扎堆，但灾难现场的记者又不善于向去僻静的地方寻找新闻线索。这种不主动寻找题材，同质化报道的泛滥使得新闻报道的抗震救灾作用大减，这些大致相同的报道内容，不仅浪费着新闻资源，而且误导着救援工作的开展。

刘海明：就像08年的汶川地震，其实甘肃、陕西的灾情都很严重。只是因为四川的曝光率高，所有得到了很多帮助。其他地方获得的救助其实很少。我们的媒体，只看央视直播做的地图，一直忽视了天全这个县，就像当年忽视北川一样。救灾，主要看媒体报道，报道了哪里，领导去了哪里，那里才有救援和救济。

正义网：陆静康，地震灾区的一位母亲，“5·12”地震时失去了年仅23岁的儿子，在今天，又失去了17岁的女儿，在遭受丧女之痛后，又不得不面对诸多媒体的发问，不得不一次次回忆儿女遇难时的场景，如何看待这种报道？

刘海明：灾难报道，媒体本该是灾难的记录者。记录者的身份注定了记者只是配角，遇难者遗体的发掘，受伤者的生命至上。包括医生在内的救援者，他们的工作比新闻报道更为神圣。遗憾的是，个别记者的英雄主义情结，他们把新闻采访报道当作世间最神圣的工作。

刘海明：从理论上讲，对于新闻报道，保持客观、理性固然最好，但是并不反对悲情式的表达，因为这和中国人信息介入的方式有关系，毕竟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悲情表达会在百姓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但要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当中。

刘海明：世间没有无冕之王，记者的采访不能给灾民造成二次伤害，不能和救援者抢时间。这样的“竞争意识”，恰恰暴露出我国部分媒体从业者敬业过度的问题。敬业过度，显然是不够理性的写照。

喻国明：更有甚者，有些人、有些机构甚至把灾难当成了自我表现的做秀平台。一些企业打着赈灾的旗号，举着一张吸聚眼球的大大支票，表现自己的捐款数字。慈善难道不可以静悄悄的做么？大张旗鼓的自我标榜，这种赤裸裸的公关行为，难道不是借助赈灾而消费灾民的苦难么？

喻国明：对于灾难受害者的强迫性采访，以及对于灾难现场的残酷、痛苦、令人窒息画面的展示，不仅会违灾难报道的基本伦理，有违灾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而且某些场合还会违背一些基本社会规范。

喻国明：为了反映受灾者本身的状况，可以对这些激动的表情或语言进行报道，因为这些表达是正常的情感流露，问题是这种报道应该建立在不打扰对方，不刺激对方和不加重对方的心里压力的情况之下，这是新闻的一种职业道德，涉及价值取向的问题。

喻国明：某些媒体中的灾难报道，正在颠倒着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的位置：不是以灾难和灾民为本体，设身处地为灾民着想，为救灾着想，而是借助救灾这个概念，来突出自己、表现自己。

姚泽金：灾难报道中要保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被采访者的保护之间的平衡，必须遵循以下原则：避免二次伤害，保护被采访者及其近亲属的隐私权原则，人本价值大于新闻价值原则，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尊严和感受、怀有悲悯与同情。

姚泽金：作为灾难新闻报道的媒体和记者，需要提升灾难新闻报道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恪守避免“二次伤害”原则，敬怀悲悯人道的人文关怀，健全法治意识，避免侵害灾难受害者的隐私权、人格尊严、生命健康权等合法权利。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汶川地震救灾报道中对“敬礼娃娃”郎铮报道中的二次伤害；被困124小时的女工卞刚芬获救时几十名记者将其团团围住用照相机强光拍摄，伤其眼镜。

正义网：对于灾难报道，有“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说法，而且最近，一些 “消费灾难”、“欣赏灾难”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姚泽金：“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曾经是灾难新闻报道中的一种十分畅销的观念，其本质就是认为主观事实本体重于客观事实本体，展现灾难中的精神力量要优先于展现灾难本身。这是过去“人定胜天”观念在新闻价值观念中的体现。

姚泽金：这种观念在计划体制时代，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在媒体开放和竞争的环境下就有可能导致新闻价值偏离。在争抢“救灾新闻”的媒体大战中，不把目光放在灾难本身，而是灾难之外，甚至于“消费灾难”和“欣赏灾难”。

5月21日，知名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曝出小红书有“非法领养”内容，并指出这些内容背后或涉贩卖人口犯罪。

姚泽金：所谓的“消费灾难”和“欣赏灾难”，背后都反映了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价值的偏离和异化。不把目光放在灾难本身，而是灾难之外，把灾难当成平台或媒介，在上面展现救灾百态；把灾难当成商品，以此赚取不义之利；把灾难当成手段，炒作新闻热点。放弃悲悯、同情和人道而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来展示灾难性景观、传达灾难的观赏性效果。这是非常不正确的。

正义网：对于当下的灾难报道，有何建议？

姚泽金：灾难新闻中要平衡好报道真相与新闻伦理以及职业素养之间的矛盾，作为救灾主体的政府必须保证灾难信息的及时充分准确真实的报道和传播，这有赖于灾难信息公开程度的提升，政府在这些方面需要观念上的进步、体制上的变革和实践上的落实。

姚泽金：西方媒体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更强调报道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实际的影响与后果，而国内一些地方媒体在报道的立场和态度上比较模糊，离公众的期望还有较大距离。当然，西方传媒也把追求社会效益作为其所标榜的社会责任，在突出“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也注重宣扬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姚泽金：如911报道中，许多媒体都报道了美国民众昼夜排队献血，全体国会议员在关闭的国会山前齐唱《上帝保佑美国》，警察和消防队员救援受难者和坠毁飞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以保护白宫等非常具有人情味和正面意义的报道。

正义网：本次访谈到此结束广西吃人事件，谢谢网友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