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16日晚，27岁的上尉连长林正义只身离开台湾金门，跨海游到了2000多米外的福建厦门海岸。
2019年初春的一个下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一间古朴雅致的办公室，67岁的林毅夫推开门，微笑着与我握手，迎接我的到访。
其间，相隔整整40年。
这40年间，当年的林正义早就更名林毅夫，那个金门马山连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权威，不仅当过中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还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去年12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林毅夫以对经济转型理论的贡献成为受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的100位改革先锋之一。
今年还是林毅夫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第十个年头。现在，林毅夫的身份之一是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这几年，他屡被外界猜测：会不会凭新结构经济学，而成为首位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当我向林毅夫提出此问，他以标志性的微笑作答：“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随后马上补充道：“1995年我在《经济研究》创刊40年的祝贺文章中就预测，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不是我，而是下一代或两代。”
在林毅夫看来，从亚当•斯密到二战，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是英国人，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二战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美国已经取代了英国的地位。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一定是影响最大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成为经济学大师。”
不过，围绕在林毅夫身边的不仅是赞美，也有一些质疑。我问他，在他的心目中，怎样才是好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正色道：“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既要了解所处时代的问题，更要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研究背后谁是决策者，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他可动用的资源有多少，他面临怎样的限制条件，会有哪些选择，哪一个是达到目标的最好选择。然后，把这个逻辑写出来就是一个理论，这是好的经济学家的工作。”
这40年来，林毅夫就如他自己所言，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总结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指出一个国家成功发展的两大关键：“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颇为巧合的是，林毅夫在中国大陆的40年，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基本吻合。他对我感慨，作为一名经济学工作者，能够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从事经济学研究，亲身观察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大变革，乃至参与了一些改革开放政策的讨论，实属幸运之至。
在朗润园中，我们聊过去的40年中国十大不能纹的纹身，也聊当下与未来。虽早已年过花甲，但林毅夫依然豪气不减：“如果上天再假我30年，我愿继续抓住时代的机遇，深化理论创新，贡献于中国梦的实现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繁荣。”